田书芹 王晶 王东强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毫无疑问，乡村振兴首要的指向就是农民群体，根本动力和核心旨归也是农民群体。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政府干、农民看”的现象，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走访、质性分析等方法，总结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提出因地制宜构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特色模式的现实启示。
一、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主要模式
（一）国外模式
西方国家较早地重视和推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其有效举措、良好成效和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推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美国“互动共生”模式，强调农场主和基层政府在农业领域的互动共生，农场主可以通过直接方式或者采取基金会间接方式向农业行政部门或者基层政府提出农村发展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以此影响政府政策、争取资金支持和获得财政补贴。反过来，农业行政部门或者基层政府也可以采取贷款支持、技术服务、信用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农场主或者农业合作组织参与乡村治理。
加拿大“伙伴协作”模式，一是建立对话机制和透镜机制，让政府官员站在农民的角度，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农民对于乡村治理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了社情民意。二是搭建各类平台，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专门化服务，通过提供乡村建设项目，激励农民广泛参与乡村治理。
法国“一体发展”模式，主要做法是与农场主通过控制或者协约形式建立利益共同体，把农业、工业及其与之相关的金融服务、商业流通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另外通过财政扶持、技术保障以及教育培训等综合方式支持助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共同推进乡村社会善治。
韩国“自主协同”模式，以调动农民的主动性为核心，推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政府，采取优先政策支持、有限资源保障、优先资金投入的方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在村民中加强国民精神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
成立村民会馆，鼓励农民参与乡村各类文化活动，提高农民自我治理能力，以此强化政府政策支持与农民自主发展相配合，达到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的目标。
（二）国内模式
积分制模式，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量化积分，并根据积分匹配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以此推动乡村治理形成良性循环。在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将农民群众一言一行转化为具体分值，有利于促进乡村事务从以前的“要我参与”变为如今的“我要参与”。一些乡镇、村为解决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公共意识不强等问题，将积分制引入乡村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以群众需求为治理导向，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社会协同的治理共同体为核心，以科学设置积分内容、规范积分管理过程、强化积分结果应用为治理机制，以积分量化实践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为治理手段，对乡村治理中不同群众需求进行有效回应，从而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平台，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保障。该模式建立了密切联系群众机制，创新了激励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了群众归属感，有利于提高乡村社会治理能力。
“四社联动”模式，强调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动农村社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工作者、农村社区志愿者明确职责、优势互补、互动合作，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四社联动”模式的具体内容是以农村社区为平台，以农村社会组织为载体，连接农村社区和社工及社区志愿者，以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不断建立农村社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工、农村社区志愿者良性互动关系，有效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公司+农户”模式，创立于1983年的温氏食品集团开创了适合中国农户参与养殖业发展的启动易、风险低、销路稳的“公司+农户（家庭农场）”模式，此模式是公司将鸡苗、猪苗委托给农户代为饲养管理，产权归属于公司所有，农户对公司委托饲养的产品负有管理责任并以保证金，栏舍设备和劳动力等资源作为基本条件参与到公司的产业链管理中来。同时采取企业垫资、政企合建、贫困户参股、雇佣劳动等多种形式，带动当地农户发展现代畜牧养殖业，助力脱贫攻坚，既切实增加了农户收入，又增强了乡村养殖业发展内生动力，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支持，实现转移就业脱贫。温氏集团“公司+农户”方式助力脱贫攻坚连续两年入选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企业扶贫蓝皮书（2020）》优秀案例，成为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
二、因地制宜构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特色模式的现实启示
（一）现实模式选择
构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特色模式是将各地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好的经验做法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工作范式和运行体系。针对传统农民、高素质农民和外出农民工，目前参与乡村治理可供发挥的现实模式有三种。
一是传统农民股权式利益联结模式。该模式是指在国家支持下，由基层政府主导，村集体牵头，探索建立“企业+农民”的运营模式，与农民进行股权合作，鼓励和引导农民自愿将个人的资源、资产、资金、技术等，通过协商或者评估折价后，以投资人身份入股，整合闲置资源，盘活生产要素，让农民成为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参与者和受益人。该模式建立了基层政府、村集体和农民不同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机制，有利于修复乡村治理信任机制和增强乡村治理民主机制，有利于不断推动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实际需求相匹配，利益联结将显著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
二是高素质农民积分超市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实行积分制，细化评分准则，根据高素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分数，每季度评选出高分者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建立起长效的评比机制，吸引广大农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具体做法是，首先制定积分细则。可以对照乡村治理具體项目设置基础分项和加减分项，然后明确分数对应的实物标准，积分值越高，兑换的实物价值越高。其次是制定针对性激励政策。准确把握不同高素质农民个性化差异，在充分了解农民意愿后形成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通过教育培训和宣传引导，逐步引导高素质农民自觉参与乡村治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最后是明确规则后，搭建网络平台，把农户基本信息导入系统后生成一户一码，同时组建检查团队，定期把监督检查情况拍照上传到信息平台并完成评分，农户扫码即可查看检查时的图片、检查人员、增减分情况，以及当前积分可兑换的商品。此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在比拼赶超的过程中农民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行为。
三是外出农民工区块链精准参与模式。无论是一线作业人员，还是基层服务人员，抑或部分大学生，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賬本以及去中心化优势，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在基层建立一个点对点的分布式的数据系统，各方通过数据访问将各项资料录入系统确认。首先，将各项乡村事务所需返乡农民工人才队伍录入数据库；
其次，将不同类型外出农民工以及他们的相关信息，如工作经历、成长经历、业务专长等，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最后，通过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算法，挑选出相匹配的外出农民工，提高用人需求和选人供给的契合度，从而确保识人用人的精准性，进一步发挥农民工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势以及内在潜力。
（二）主要实现路径
无论哪一种模式，在实现路径和具体操作上，需要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一是职能整合，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从国家层面，建议依托民政部（尤其是该部门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整合农业农村、交通、教育、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专门负责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可以通过政府职能整合，建立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便于统一组织、统一行动，改变职能管理的“碎片化”问题，避免职能分散和交叉，确保政令畅通、防控有序和高效执行，不给基层治理工作增加负担，推动他们将更多工作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一线。
二是良性互动，健全不同部门有效衔接的沟通协调机制。可以选择的方式是通过法律途径明确责任框架，主要思路是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形式明确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工作不同主体的权责利；
通过组建行政领导工作小组，以整体性治理目标为导向，通过成立跨部门项目小组、联合攻关小组、特别工作小组等推动专项治理工作。
三是需求导向，因地制宜采取整体性治理多元化模式。在不同模式运用过程中，坚持分层、分类、分流原则，立足农村居民乡村治理多元化和个性化诉求，区别不同省市、不同地区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卫生医疗条件、农村居民科学素养及其治理其他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选择不同多元化模式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不能想当然地“拿来主义”，更不能搞“一刀切”。
四是跨越边界，共建共享乡村治理工作数字信息平台。一方面，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照乡村治理的总要求，搭建数字乡村治理信息平台。另一方面，完善电子政务的立法，整合不同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实现数据交换和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和共用，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之间数字信息共建共享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XRK002、22ASH014），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重庆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SKGH2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 者：田书芹，重庆理工大学教授，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王 晶，重庆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东强，重庆文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钟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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