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涵之
内容摘要：作为现实主义的力作，《平凡的世界》对中国传统乡村的书写表现出过人的真诚与细腻，凸显了丰富而生动的乡土经验。不同于文学的形象化演绎，费孝通《乡土中国》以客观、理性的探讨，总结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本质和特点。通过二者的比照阅读，能有助于当代青少年读者更深入地感受《平凡的世界》的语境与人物魅力，更形象地理解《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乡土社会底层逻辑的梳理和判断，进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在整本书阅读中收到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乡土中国》 乡土经验 差序格局
作为统编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的推荐书目，《平凡的世界》和《乡土中国》无疑是非常有特色的两个文本：前者不仅具有“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加持，而且长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后者则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者、著名学者费孝通代表性学术著作之一，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最重要研究成果。
然而对于涉世未深的高中生而言，阅读和理解这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首先，体量大。《平凡的世界》共三部，篇幅达一百多万字，阅读强度较大；
第二，题材远。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土题材或相关话题与多数高中生的现实生活有较大距离，阅读吸引力不够；
第三，体裁新。尤其是《乡土中国》，大多数中学生缺乏学术著作阅读经验，阅读这类没有打怪升级、没有曲折故事的学术著作有些难度。上述种种，致使不少学生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囫囵吞枣，应付了事，整本书阅读质量差强人意。
《平凡的世界》、《乡土中国》都是非常经典的著作，它们是严肃写作的产物，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路遥呕心沥血，，六年磨一剑，仅仅为求真实就遍读了从1975-1985年间的重要报纸；
《乡土中国》则是费孝通历经了十数年严谨的调查考证与学贯中西的心血结晶。细致而扎实的资料储备和田野调查，使文本在审美价值、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文献意义。其中，《平凡的世界》被视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乡土中国》则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尽管二者之间有巨大差异，但从某个角度说，二者存在互相诠释的互文性关系，这使我们的对照性阅读成为可能乃至必要。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以往的中国作家大多具有丰富的乡土经验，乡土题材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从鲁迅、沈从文，到《创业史》《白鹿原》，名家辈出，佳作频现。乡土文学以乡村为背景，诠释乡土中国的世态人情，对国民性、民族性进行了形象化的揭示。路遥出生于贫困的陕北农村家庭，对乡村、农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热爱这片土地，深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心甘情愿做农村的代言人。《平凡的世界》是作家用生命完成的巨著，灌注了作家对乡村的全部理解与希冀，以真切而诚挚的书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从凝滞到巨变这一历史时期的丰富而宝贵的乡土经验。对中学读者而言，把握“乡土”的内核，是进入文本、深入文本的一把钥匙。
《乡土中国》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土”这一关键词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特点的高度凝练。费孝通围绕“乡土性”的基本特点，通过“土”、“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方面展开了对乡土中国底层逻辑的梳理，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真知灼见。《乡土中国》的研究价值已经超出了传统乡村，对当今许多社会现象，均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预见性，给人诸多启发。《平凡的世界》则主要围绕黄土高原上三户农家：孙家、田家、金家展开，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成长为主线，连缀起父辈孙玉厚、孙玉亭兄弟、田福堂、田福军兄弟以及同学田润叶、田晓霞姐妹、金波、金秀兄妹等等一众乡土之子的人生轨迹，展开了一幅描绘了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城乡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巨幅画卷。将这两个文本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二者存在众多关联，小说世界中人物的命运沉浮、城乡的风云变幻，无不暗合了《乡土中国》的思考与判断，堪称乡土中国的传神写照。
一.对乡土奋斗者的热情讴歌
《平凡的世界》中的陕北乡村是贫困的，世世代代的农民“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顆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2]农民的儿子路遥对乡村生活的艰难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始终深爱养育他长大的乡村父老，这份深情注入笔端，化作生动传神的农村奋斗者群像：以孙玉厚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以金俊武为代表的中年农民，以及以孙少安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孙玉厚是典型的传统农民，勤劳俭朴，善良厚道，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拼老命挣扎”“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跟父亲孙玉厚老黄牛一样的苦熬不同，孙少安不仅是种地的好手，还有眼光、有魄力，闯出了一条父辈从来不敢尝试的致富之路。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安六岁开始成为父亲的帮手参加劳动，13岁时，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主动放弃上学机会回家务农，18岁便以“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被群众一致推选为一队之长，从一名能干的青年农民迅速成长为一名能干的农民领头人，受到社员的一致拥护。政策放开后，孙少安的勤劳能干效果越发显著，他承包的土地连年丰收，终于让一家人过上了温饱不愁的日子。他不仅是种田能手，还敢想敢干，从帮人运砖到自建砖厂，几经起落，终于大获成功。富裕后的少安不仅让一家人摆脱贫困，还帮村民、修学校，造福桑梓。作为孙玉厚、孙少安父子反面的是二爸孙玉亭、姐夫王满银，他们身上有着乡村二流子的特点，好逸恶劳、偷奸耍滑、游手好闲，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怎样发展，怠慢了土地的他们终究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作家对他们不吝揶揄甚至讽刺，通过漫画式的笔法勾勒出这些乡村逛鬼的精神世界，给人深刻印象。
《乡土中国》开篇即探究中国乡土的“土”，“土”是所谓的土里土气，更是可贵的泥土、土地。作者指出，“土”是农民的命根，安土重迁是传统中国人共同的信条。乡下人土，但绝不愚，所谓“土气”，实则为乡土本色。作为农民之子的路遥，早年的乡村经验已经深深烙进了他的记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他能始终牢牢把握住了中国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一特点，将农民的命运与土地紧密结合起来。土地养活了农民也困住了农民，使他们“半截长在土中”，但土地也能成就新一代的农民。尤其是土地政策调整后，少安不仅领着全家在土里收获了温饱，他后来的事业走向也带有“土地”的隐喻色彩：他帮人拉砖，掘得人生第一桶金；
他办成了砖厂，成为当地最出色的农民企业家。从土中刨食到发家致富，这些何尝不是土地对于深耕于乡村世界的少安的慷慨回报。作者为这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耕于斯的农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以孙少安为代表的乡村能人身上，寄托了作者纯朴的乡村理想。孙少安的正直仗义、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凸显出超于常人的英雄气质，他扎根乡土、脚踏实地、实现抱负，堪称新中国农民英雄的一个代表形象。从少安身上，我们能更真切地认同费孝通对所谓“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说法的质疑和反拨。
二.对人情社会的真实写照
《平凡的世界》折射的是一个重视“情”的世界。这里的“情”，不仅包含了相濡以沫的亲情、纯净真挚的友情和一往情深的爱情，还有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人情”。在《平凡的世界》里，人物每每遇到难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借力于亲朋好友，包括投宿、借钱、介绍对象、找工作等等。例如少安通过同学关系解放“劳改”姐夫、批贷款，少平进城揽工求助远房亲戚等等。“人情“不仅是《平凡的世界》中人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更重要的，这些情节成为人情社会真实写照。
《乡土中国》指出，小农社会是不流动的社会，最终形成了一个个熟人社会。熟人之间讲究人情，跟西方的法理社会不同，“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因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3]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进一步揭示了传统中国作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内涵和运行机制。作者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并举，指出中国人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划分圈子的远近，这个圈子是富于伸缩的，“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4]乡土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封闭的乡村生活使他们对自己圈内的人和事耳熟能详，遵循圈层法则去为人处世、迎来送往，大家都有默契的交往规则，进退有序。其中，“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5]，是最核心的圈层，此外才是血缘关系疏淡的远亲或者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乡党。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们“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6]《平凡的世界》中，孙家的主要人物如孙玉厚、孙少安、孙少平，以他们为核心发散出去的圈层，最内层无疑是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一家人，为了家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全力以赴；
走出家门后，如果说扎根乡土的少安主要的圈子是村民、同学；
离开乡土独立谋生的少平就更多的是靠着不断地拓宽圈子，他几次重要的人生节点都与成功开拓的圈子有关：初次进城揽工失利，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去找远房表舅，忍受着表舅家人的白眼，抢着做家务，终于被主人允许留宿，并且通过表舅找到了帮人建房子的苦力活；
通过雇主曹书记的关系他被煤矿招工，大喜过望的少平却在体检中由于过度紧张导致血压升高，为了保住工作，少平买了水果登门求情，终于争取到体检医生的理解和帮助……在走出乡土、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少平用真诚、自律，在苦难中无师自通地拓展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格局，由此一步一步拓展了个人的生存空间，最终完成了一个平凡青年精神境界的提升。除了少安、少平兄弟，《平凡的世界》中关于人情社会的相关书写也是密集而自然的。毫无疑问，从农业社会走过来的当代中国仍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乡土基因，路遥凭借丰富的乡土经验，写出了本真的人情世故，为文坛保留了内容丰沛、细腻真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文学记忆，也为“身在此山中”的当代读者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理解人际关系的一种直观而有效的途径。
三.对道德力量的诚挚礼赞
《平凡的世界》礼赞平凡而不平庸的普通人，在主要人物形象中，作为老一代农民典型的孙玉厚质朴宽厚，新时期农民英雄的孙少安德才兼备，官员田福军全心为民，润叶、秀莲善良贤惠，走出乡土的孙少平、金波、兰香、金秀实现了对旧有生活方式的超越……全书几乎没有大奸大恶之人，即使自私的田福堂、懒惰的孙玉亭、“祖传二流子”王满银、虚荣的郝红梅，作者也流露出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毫不悭吝地肯定了他们温暖的亲情和渴望突破的努力。孙少平、田晓霞作为文本的男女主角，作者更是赋予了他们强烈而感人的道德力量，他们有家国情怀，又善良仁义：孙少平宁可得罪有恩于他的表舅，也要将建材被污染的实情告知雇主；
为了帮助非亲非故的烧饭女孩小翠逃离魔爪，他毫不犹豫倾尽所有；
在师傅去世后，他无视世俗偏见默默地照顾着师傅留下的孤儿寡母。田晓霞是毫不俗气的精神至上者，是全书最美丽的天使：她的善是为孤独的外公送去精神的慰藉——一只小猫，是给少平送去被褥后留下的字条：“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田”，更是滔天巨浪中舍己救人的纵身一跃……他们是民间正义的化身，是“能”与“德”的统一体，“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7]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期正是新中国文坛求新求变意识最的时期，揭露阴暗人性、反思传统文化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方兴未艾，路遥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难免有些“落伍”，也被指过于理想化。但是，当我们比照《乡土中国》的相关阐释，或许可以对此有另一层理解。
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8]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的秩序以礼来维持，而礼这种规范靠传统来维持。近乎道德，但“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9]这种道德至上、克己复礼，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认识，经由天长日久的教化而非某种横暴权力或同意权力强制性施行，已经内化为民族血脉里的基因。正如费孝通指出的：“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10]《平凡的世界》中人性的善良与温暖，充分凸显了礼治秩序下传统社会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孙少平、田晓霞等人崇高的道德感，从宏观角度看，不仅充溢着“礼”的内涵，也是礼治秩序下的产物。
综上可见，作为乡土经验的产物，《平凡的世界》和《乡土中国》内部具有丰富的相互指涉性，在对中国乡土的深入体察中，文学家和文化学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贡献了他们对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理解。这是一个视野宏大而内涵驳杂的课题，仅从中国基层社会的鄉土本色、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凸显道德感的礼治秩序这三方面去考查，难免挂一漏万。路遥说过：“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11]也有学者指出：“重读《乡土中国》这本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深刻剖析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十分必要的。”[12]通过二者的比照性阅读，不仅可以真切感受作家的乡土经验、理解中华文化，更可以带给今天的读者更多的思考。
注 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1
[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P1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7
[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30
[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94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36
[7]邵艳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1），P64
[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61
[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64
[1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68
[1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P79
[12]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2007（2）P142
（作者单位：广州市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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