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榕 孔祥智
（1.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 邮编：102208；
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邮编：100872）
农业生产效率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 亩，人多地少的约束与迅速上升的农产品需求量压力并存。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小农经营老龄化加剧等问题，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能够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有效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已有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需依赖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张[1]。但是，土地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一样的结果。一是土地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20 世纪中后叶起，学者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观察到农场规模与生产效率成反比关系[2]。土地经营规模扩张会导致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农村要素市场不完善导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失衡[3,4]。二是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土地经营规模扩张会提升土地生产率[5]、劳动生产率[6]，大型农场比小型农场更有效率[7,8]。三是土地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土地经营规模扩张对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极为复杂，并不完全是线性的[9]。有研究依据中国玉米生产的面板数据得出，土地规模与生产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0]。
除此之外，上述未达成共识的研究结论，可能由于遗漏变量或忽略不同规模农场之间的要素配置情况，最终得到不同结果。为厘清土地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必须对过往研究中忽略的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辨析。针对遗漏变量而言，土壤质量的优劣对于土地产出有着直接影响，如果遗漏这一变量将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将会改变[11]。
（一）要素配置导致的“反向关系”
在要素配置的分析中，农场规模与生产力的反比关系，归因于不同规模农场之间的投入市场不完善和资源分配不当。学者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土地流转、雇工监管及生产技术或田间管理等视角进行了分析。
一是劳动力市场视角下，当劳动力市场具有剩余劳动力的特征，并且由于农民农场的实际劳动力成本低于资本主义农场的工资率而存在工资差距时，小型农民农场将比大型资本主义农场更具生产力[3]。
二是农产品价格波动、土地市场不完善视角下，Barrett 基于1990 年马达加斯加825 户水稻农户数据①这些农户来自51 个村庄，即平均每个村庄16 个调研户。，认为产生“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12]。由于当地土地市场不完善，且缺乏保险市场，小农户成为粮食的主要购买者，这样就导致了小规模的农户会将家庭劳动力投入到自家土地上，以此减少购买粮食的支出。对于规模较大的农户而言，由于规模大、总产量高，更有可能是粮食的销售者，但是这类农户无法满足规模所需的劳动力，因此总产量较劳动力充足时要少。虽然也能达到规模经济，但是农户也降低了因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由此，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小规模农户的生产力反而会更高。
三是雇工监管视角下，规模越大的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雇佣越多的雇工劳动力，由于监督或监管不完善，导致雇工比自家劳动力效率低，虽然最终规模提高了，但是生产力却不如规模小的农户[13]。
此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研究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关系的前置条件也发生改变，如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业机械的研发与推广等，使得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结构及配置状况发生变化，由此导致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反向关系成立的前置条件被逐渐弱化[7-14]，进一步影响土地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分析中遗漏土壤质量变量导致“反向关系”
错误测量问题和无法控制未观察到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土地规模与生产力的关系，导致观察到生产率随规模下降。如果土壤质量与农户经营规模负相关，遗漏土壤质量变量将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进而导致生产率与规模负相关[15]。由于在经营土壤质量较好的耕地时，农户会根据土壤质量调整生产中可观察到的投入量，导致与产量成正相关、与耕地面积成负相关，因此省略相关变量偏差会导致产量与地块大小之间的虚假参数关系[16]。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类结论。
一是考虑土壤质量条件下，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力反比相关程度降低。一方面通过生产函数的计算，包含粗糙的土壤特征都削弱了生产力的反比关系[11]。另一方面，在对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实地分析中，研究样本中农户获得土地依赖于继承分配，继承中会因子女性别而被区别对待，优质土地更偏向于男子耕种，土地面积与土壤质量负相关，由此导致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力反比关系程度降低[15]。二是考虑土壤质量条件下，土地规模与土地产出率之间呈正向关系。在纳入地块属性变量后，地块规模扩大并不会降低单产，反而会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14]。针对土地类型，学者从家庭责任制改革（按村庄）分配给农场的初始土地面积入手，将其作为土壤的工具变量，研究结果为规模与产出率呈倒“U”型的关系：当农场规模增加到一定规模以上（约3 — 4 公顷）时，土地生产力（或作物产量）开始下降[10]。除上述数值指标的研究外，有研究针对土地质量进行了李克特量表法的分析，如设计指标肥沃程度（1~5，1=非常肥沃）、灌溉方便程度（1~5，1=非常方便），研究结论为土地生产率与规模呈正相关[19]。然而，李克特量表法在衡量土壤质量时存在其固有的打分偏误的问题，即不同主体对于评分（1—5 分）的判定不一，导致问卷各村肥沃程度与灌溉方便程度的分值出现偏差，从而影响结果。三是“反向关系”并非来自土壤质量。如Barrett 首次细致研究土壤中各种指标，验证“反向关系”中市场因素与土壤质量的决定程度。该团队对马达加斯加的稻田进行了土壤检测，其中在300 户家庭的水稻田中收集了1176 个样本，并在每个样地的多个点上进行了详细的土壤质量测量（碳、氮和钾的百分比；
土壤的PH 值；
淤泥、沙子和黏土的含量），另外还对土壤样品进行了光谱分析。研究结果为农场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是由市场因素的不完善导致的，而土壤质量并非影响因素[16]。
土壤质量的评价指标大致分为土壤物理指标、土壤养分和常规化学指标、土壤生物指标和污染物指标四类，包括土壤质地、持水性和耕层厚度、大量元素（氮、磷、钾）、微量元素（铁、锰、铜等）、中量元素（钙、镁、硫等）等等。其中，肥料的投入对土壤质量的影响较大。化肥的过度使用是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认为与单施化肥相比，有机无机配施可有效增加土壤养分含量，改善土壤物理性质，缓解土壤酸化，提高土壤微生物数量，是提高土壤质量的有效施肥措施。在化肥过量投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肥投入能够改善土壤质量的前提条件下，可将化肥减量、有机肥增量作为土壤质量提升的替代性指标。进一步分析土地规模对土壤质量的影响，对深入理解土地规模与生产力关系有重要意义。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已有文献将土地经营规模视为影响农户化肥施用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土地规模或者地块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农户更偏好通过密集的化肥投入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推进土地流转与集中、促进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也能够激励农户采纳新技术，从而实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目标。现有研究主要从经营规模、土壤肥力角度探讨了土地要素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决策的影响。
（一）规模经济的视角
从生产成本和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土地经营规模通过产生规模效益可以降低投入化肥的强度。中国农户平均耕地面积过小，导致采用创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和掌握现代管理的固定成本较高，由此产生肥料过量投入的结果。当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先进机械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农业化学品的使用效率，由此降低投入化肥、农药的强度[18]。
但土地分散转入、连片转入所产生的经营规模扩大，会造成经营规模扩张和地块规模扩张，这种耕地空间分布差异所引发的不同类型的土地规模变动，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农户肥料投入决策[19]。如土地细碎化增加了大规模作业成本与交易成本，制约规模户采用新技术[20]。在农户收入水平较低，可获得的信贷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农户无力在大规模土地上采用新技术，而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有可能出于精耕细作和对土地精心呵护的目的采用新技术[21]。
（二）可持续发展与长期投资的视角
从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与长期投资的角度分析，经营规模较大的专业户，更重视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倾向于减少化肥用量，增加有机肥施用。但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化肥减量倾向呈现弱化趋势[22]。其中，农户土地规模每增加10%，化肥使用量减少3%[18]。现有研究认为经营规模增大可以提高获利能力，进而促进农户增加有机肥施用[23]。但当前有机肥施用需要投入较多劳动力，在劳动力受约束的情况下，经营规模扩大会抑制农户采纳有机肥替代化肥[24]。
（三）土地流转流畅度的视角
肥料投入作为具备跨期作用的投入要素，土地规模扩大过程中土地权属的稳定性将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签订合同，签订合同的时长都会影响主体对要素的投入，影响土壤质量[25]。一方面，如果农户无法转入更多土地，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更容易增加农业化学品的使用，而不是增加农田或投资于机器，由此导致了化肥的过量投入[10,26,27]。另一方面，如果土地能够顺畅流入农户，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在具备比较优势的情况下，通常拥有更好的农业知识和管理技能，这些无法衡量的因素体现在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因此这类农户能够提高农业投入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化肥过量投入[28]。
针对有机肥的跨期效用的特点，学者从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目标、技术采纳的成本角度进行了研究。
（一）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目标角度
土地经营规模不同，农户生产投入和技术采用也不同[29]。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小导致农户农业生产目标存在差异，规模较小的农户更注重短期目标，规模较大的农户则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产生技术采用行为上的差异。由于化肥施用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收入，因而小农户较倾向于投入化肥，而规模户倾向于采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收益期较长的技术[30]。
（二）土地经营规模与技术采纳的成本
土地经营规模不同导致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成本产生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出现差异。
一种观点认为，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通常拥有更好的农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并且对未来的收入更加敏感，故而规模较大的农户在高收入的激励下，会主动提高农业有机肥的投入，减少化肥投入[28]。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0.3%、0.5%[17]。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时，农户采用创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和掌握现代管理方法的固定成本较高，因此抑制了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采纳，也将造成肥料的过量使用。在一定土地规模下，农户采用技术或投入的成本相对固定，因而化肥投入等成本不会随着农场规模的变化而改变[7]，也将避免过度施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规模户采用新技术能获得规模经济，且单位土地面积的学习成本较小，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障碍也较小，因而较有可能采用新技术[31]。同时，土地规模扩大也将促进农户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要素投入中减少化肥的投入施用，并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22]。
此外，农户的生产投资决策首要考虑成本收益，如果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可能导致长期投资收益激励不足[32]。而土地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激励农户进行长期生产投资、采纳化肥减量化技术[33]。但这种投入决策也可能适用于小规模农户，由于土地面积较小，其投入成本较低，由此导致小规模经营农户偏好采纳生物化学技术以提高土地产出[34]。
第一，现有研究对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力关系进行了大量分析，但忽略了土壤质量所发挥的作用。由于遗漏土壤质量变量，造成土地生产率与经营规模负相关的假象。现有针对土壤变量进行了探索与分析的研究指出，在考虑土壤变量时，适度扩大土地规模反而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土地规模的扩大，对农户肥料投入、技术采纳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考虑遗漏变量时，将研究聚焦于土地规模扩大与能够改善土壤质量的肥料投入之间的关系，将会更有力地验证“反向关系”。
第二，化肥减量化的研究忽略了有机肥的投入施用。一方面，现有研究在肥料投入中侧重于土地规模与化肥减量，然而仅在化肥减量的情景下，土地产出率必然下降，甚至影响粮食安全。当前中国化肥确实呈现减量化的趋势，但粮食产量仍旧得到保障，且连年丰收，说明化肥减量的背后还存在其他替代产品，如有机肥、秸秆还田、微量元素多元化（平衡施肥）等。其中有机肥料的施用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提高酶和微生物活性，从而达到提高耕地质量和支持其长期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基于测土配方的多元素化肥投入能够保持土壤肥力，降低过量投入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政府鼓励支持测土配方，并启动了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等，引导农业生产主体通过化肥多元素合理投入、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方式，纠正过往化肥过量投入，促进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针对化肥投入还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第三，忽略了土地经营规模与肥料投入的作用机理。土地规模扩大后，引发了农户一系列行为的转变，这些行为对绿色发展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基于种植结构、劳动力及机械化的要素配置角度展开系统分析的较少。此外，有机肥属于长期投入，忽略有机肥产生的跨期效应以及农户在长期投入中禀赋差异，将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第四，现有的研究数据和方法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一方面，在土地经营规模与生产力的“反向关系”、土地经营规模与化肥减量的研究中，学者多基于截面数据或混合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鲜有基于连续多期面板数据进行探究。连续多年的面板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变量之间内生导致的结果偏误，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解释农户在时间变化中要素投入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对农户的面板计量分析中，多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鲜有使用高阶固定效应模型。这一模型可以解决以往回归中的许多局限性，如缺乏收敛、收敛时间较慢、模型仅限于两组或三组固定效果，相比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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