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君 张婷婷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明确地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实质性地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再把共同富裕视为一种理念，而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自此共同富裕从一种理念转变成切实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充满贫穷和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消除贫穷、合理控制贫富差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增长成为消除贫困的主要推动力量。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如何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或将成为我国减贫工作的下一个重要目标。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注重高质量发展，又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既是主要的生产者，又是主要的消费者，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缩小收入差距是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现阶段，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既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要确保收入差距不被过度拉大，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贫困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对于推动我国减贫工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贫困之间关系密切且相互影响。首先，根据涓滴效应理论、益贫式增长理论和包容性增长理论，探讨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根据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Development）理论，经济增长能够使优先发展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式“渗漏”到贫困群体或地区，即经济增长能够惠及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可以带动贫困人口走上富裕的道路。与涓滴效应理论不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利益的再分配是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论基础，益贫式经济增长过程要求收入分配状况是自发改善的。因而，益贫式增长下贫困的减少一部分来自经济增长，另一部分来自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普遍现象，Kakwani&Pernia（2000）提出了弱益贫式增长，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普遍具有弱益贫式增长特征，即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带来贫困增加，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超过了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贫困增加，最终经济增长依旧能够减少贫困。益贫式增长将单一的货币收入作为度量穷人摆脱贫困的唯一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益贫式增长的基础上，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增长不再单纯追求货币收入增长，而是强调教育、健康及无形的观念和感情等多项指标。包容性增长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黎蔺娴和边恕（2021）通过识别和分解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发现，非货币福利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快速增长，缩小了阶层间的福利差距，实现了中国包容性增长。
在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研究中，现有文献多数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动力（罗良清和平卫英，2020；
Luo et al.，2020），但经济增长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增加贫困人口数量，特别是可能增加相对贫困程度。因此，经济增长能否有效减少贫困人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三角悖论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纳入对共同富裕的分析。如图1所示，涓滴式、益贫式及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减贫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下文结合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和索罗模型等理论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过滤器，最终的减贫效果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因此，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才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图1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情况不断恶化，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生产率较低的落后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先进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
工业部门中实现了充分就业，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自发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可见，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能够填补城乡收入差距。Kuznets（1955）提出的倒U型曲线认为经济发展初期，一国的收入差距可能被拉大；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可能会缩小，即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Solow（1956）提出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较贫穷国家的人均增长高于较富有国家的人均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贫穷国家的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趋于富裕国家。此外，收入差距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传统古典方法和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考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古典理论通过储蓄促进效应（富人储蓄比例高于穷人）及投资不可分割性和激励效应，强调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扩散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低的投资、非生产性寻租活动、高交易成本等条件下，收入分配的恶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现有文献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跨过了倒U型曲线的拐点，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邵红伟和靳涛，2016；
Kanbur et al.，2021）。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仍处于高位徘徊阶段（李实等，2019；
周国富和陈菡彬，2021；
张来明和李建伟，2021），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罗楚亮，2012；
沈扬扬，2012；
Liu et al.，2021；
王中华和岳希明，2021）。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不符合倒U型曲线（Kanbur et al.，2013；
Yu et al.，2021），并对我国收入分配拐点的出现提出了质疑（Ravallion et al.，2021）。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既有文献在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结论尚不一致；
第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经济增长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少有文献全面分析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及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
第三，现有文献没有明确给出如何通过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增长更好地促进贫困群体的发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内容上，第一，本文同时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影响，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
第二，本文同时研究经济增长对群体、城乡、行业及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全面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第三，本文试图寻找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平衡状态，对于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上，本文独创性地使用“分位数-分位数”（QQ分位数）回归，分别研究不同分位的经济增长对不同水平下农村贫困和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贫如洗到消除绝对贫困，尤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成为消除贫困的主要推动力量。1978—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如图2所示，1978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呈迅速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根据1978年标准、2008年标准、2010年标准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采用三个国家扶贫标准：“1978年标准”是一条低水平的生存标准，按1978年价格每人每年100元；
“2008年标准”是一条基本温饱标准，按2008年价格每人每年1196元；
“2010年标准”是一条稳定温饱标准，按2010年价格每人每年2300元。，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贫困状况十分严重。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的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发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我国先后实施了两轮脱贫攻坚战。第一阶段，1994—2000年。1992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由2.5亿减少到8000万人。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国务院在1994年推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图花费7年时间，在2000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2015—2020年。政府采取更加精准的脱贫攻坚方略，确保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标准，2019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
图2 1978—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农村贫困发生率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在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成为扶贫的主要目标（檀学文，2020；
张林和邹迎香，2021）。樊增增和邹薇（2021）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绝对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相对贫困发生率却在持续上升。因此，消除绝对贫困后的反贫困目标将聚焦于相对贫困指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使经济增长更易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收入差距现状
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然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突出矛盾，其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经济面临的较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从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四方面分析我国收入差距的特征。
第一，群体收入差距。作为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基尼系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多数人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
介于0.2—0.3之间较为平均；
介于0.3—0.4之间比较合理；
介于0.4—0.5之间差距过大；
大于0.5时差距悬殊。如图3所示，1978—1987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在0.3左右，收入差距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早于城镇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全国收入差距稳定在较低水平。1987年后我国居民基尼系数开始大幅上升，2008年达到最大值0.491。2008年后基尼系数虽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8。
图3 1978—2020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
如图4所示，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稳定上升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有所提升。对比分析不同组别农村居民收入，不难发现除高收入组之外的其他四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且各组之间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而高收入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2002年，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96元，低收入组为857元，高、低收入比约为6.88；
2020年，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520元，低收入组为4682元，高低收入比约为8.23，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之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在扩大。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加明显。整体看，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且存在上升趋势。
图4 2002—2020年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趋势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如图5所示，1978—2020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1978—1984年，可能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民收入增加，使得城乡可支配收入比有下降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1994—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暂下降可能是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带来的政策效应。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相比2019年增长了3.4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相比2019年增长了6.93%。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略小于2019年的城乡收入比。现阶段，我国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基本在2—3之间波动，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
图5 1978—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特征
第三，行业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行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果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加明显。如图6所示，1989—2020年，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人均年收入均呈上升趋势，二者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平均工资都在增长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图6 1989—202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行业收入差距变动特征
第四，区域收入差距。以农村区域收入差距为代表，如图7所示，2000—2020年，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村人均收入比值的曲线位于最上方，东部与中部之比的曲线位于中间，东部与东北部比值的曲线位于最下方，表明东部与东北部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而东、西部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从图7中可以看出，2016—2020年，我国农村区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基本在1.5左右波动。2020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部地区的1.31倍、西部地区的1.5倍、东北部地区的1.28倍。图7中3条趋势线均呈下降趋势，说明在区域发展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
图7 2000—2020年我国农村区域收入差距变动特征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旧存在。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而区域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逐渐缩小的趋势。在进一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方面，需要厘清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和贫困之间的关系。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指数（上年=100）来衡量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收入差距方面，从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及区域收入差距四个方面选取收入差距的相关变量。第一，选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这一指标衡量我国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
第二，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
第三，选取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这一指标按行业分，将收入最高行业平均工资与收入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作为行业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
第四，为量化区域收入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标准，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②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选取东部地区作为基准对照组，以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区域收入差距③经济增长分别对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及东部、东北部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的结果，与经济增长对东、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省略前两者的回归结果。选取东、中部地区作为区域收入差距的代表，对其回归结果进行汇报。。农村贫困方面，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主要变量说明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说明
根据数据可得性，经济增长与群体收入差距回归的样本区间为1978—2020年，共43个年度数据；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的样本区间为1978—2020年，共43个年度数据；
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回归的样本区间为1989—2020年，共32个年度数据；
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差距回归的样本区间为2000—2020年，共21个年度数据；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收入回归的样本区间为1979—2020年，共42个年度数据。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及世界银行。
（二）构建“分位数-分位数”回归模型
Koenker et al.（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主要分析解释变量对不同分位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传统的分位数回归主要关注被解释变量的分布，而解释变量的分布也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全面分析不同分位的解释变量对不同分位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分位数-分位数”（QQ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第一步，将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对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预测出不同分位的解释变量；
第二步，使用第一步预测出的不同分位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最终得到不同分位解释变量对不同分位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其中，收入差距具体分为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及区域收入差距。
公式（1）对应QQ分位数回归的第一步，主要通过GDP实际增长指数的滞后一阶gdpt-1与GDP实际增长指数gdpt进行分位数回归，预测出不同水平的GDP实际增长指数。其中，gdpt表示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实际增长指数；
gdpt-1表示滞后一阶的GDP实际增长指数；
aτ表示对截距项进行参数估计的第τ个分位数的系数；
βτ表示对解释变量gdpt-1进行参数估计的第τ个分位数的系数。
公式（2）对应QQ分位数回归的第二步，主要运用第一步预测出的不同分位GDP实际增长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Y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分析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不同水平的收入差距或居民收入。其中，Y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可以表示群体、城乡、行业、区域收入差距及农村居民收入；
z=0.1，0.2，0.3，…，0.9；
表示0.1—0.9分位GDP实际增长指数预测值，cτ表示对截距项进行参数估计的第τ个分位数的系数；
系数γ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表示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对不同水平收入差距或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统一是加快经济向益贫式增长转变，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复杂，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入差距学术界尚未形成系统的机理分析。本文从不同社会经济状态角度出发，探讨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即研究经济出现萧条、经济过度繁荣及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入差距，以期寻找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统一状态。
经济出现萧条时，经济增速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大量破产，失业率升高，银行信贷紧缩，投资下降，社会总产出降低。此时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都会受到波及，但权力与经济利益往往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具有优势的群体拥有更多话语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自救，而农民、工人等低收入人群往往被动接受高收入者所制定的规则，更易遭受不公平待遇。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严重下降导致很多贫困家庭负债累累，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因此，经济萧条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人群只会变得更加贫穷，而高收入人群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经济过度繁荣时，经济增速过快，社会各阶层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和投资大幅增加。社会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看似增加，实则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其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稀释。此外，旺盛的市场需求可能会导致物价水平上涨，低收入人群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因为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其生活质量也无显著改善。因此，经济过度繁荣时低收入人群创造的财富更易流向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虽会提高但远不如高收入人群从中获取的益处，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收入差距水平进一步提高。
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呈现不断平稳增长的态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就业、金融、投资等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稳定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稳步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合理区间内，能为社会各方面高质量发展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促进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社会结构性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化。经济稳定高质量增长下，包括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各项社会制度得到合理安排，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因此，如果经济能够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将会减小。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当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时，经济增长更易扩大收入差距；
当经济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
（二）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1.经济增长与群体收入差距。表2列出了经济增长与群体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第二步回归结果④文中省略了QQ分位数第一步预测不同分位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gap10.1至gap10.9表示0.1—0.9分位的群体收入差距，gdp0.1至gdp0.9表示预测出的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表2中的回归系数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分别与群体收入差距进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
表2 经济增长与群体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回归结果
首先，分析经济增长对不同分位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以0.5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为例，即从表中gdp0.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0.5分位的经济增长对0.1—0.7分位群体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0.5分位的经济增长不会影响0.7分位及以下的群体收入差距。0.5分位的经济增长gdp0.5对0.8分位和0.9分位群体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中，gap10.8对应的系数为0.439、gap10.9对应的系数为0.606，表示0.5分位的经济增长gdp0.5增加一个单位，0.8分位的群体收入差距gap10.8增加了0.439个单位，0.9分位的群体收入差距gap10.9增加了0.606个单位，回归系数呈递增趋势。因此，0.5分位的经济增长会显著扩大0.8分位及以上的群体收入差距，影响程度随群体收入差距分位的提高而增加。整体来看，无论经济增长处于何等分位，经济增长对0.8和0.9分位的群体收入差距基本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0.7分位及以下的群体收入差距无显著正向作用。换言之，当群体收入差距较大时，经济增长更易扩大群体收入差距；
当群体收入差距较小时，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无明显作用。
其次，分析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如图8所示，横轴表示0.1—0.9分位的群体收入差距，纵轴表示具体的回归系数值，九条趋势线表示9个分位的经济增长对不同程度的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gdp0.2和gdp0.9对应的趋势线高于其他分位的趋势线，说明经济增长处于0.2分位和0.9分位对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
而gdp0.4、gdp0.5及gdp0.6对应的趋势线低于其他分位的趋势线，说明处于0.4—0.6分位的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当经济增速处于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时，经济增长更易扩大群体收入差距；
当经济增速处于中等水平时，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会减小。换言之，当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时，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正向拉大作用较强；
当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增长扩大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小。
图8 经济增长与群体收入差距回归系数趋势图
最后，总结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主要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群体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能扩大群体收入差距；
群体收入差距较小，经济增长不会显著拉大群体收入差距。换言之，若群体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贫困居民收入未得到有效保障，其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份额较小，群体收入差距被拉大；
若群体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相应的扶贫制度比较完善，使不同群体居民相对公平地在经济增长中获益，经济增长可能不再是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群体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相应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如果能够将群体收入差距控制在较低水平，经济增长可能会相对公平地惠及不同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将群体收入差距缩小到较低水平这个前提目前尚未达到。第二，当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时，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大；
当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若经济萧条，整个社会经济萎靡不振，相比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收入可能首先受到波及，群体收入差距被拉大。此时，采取一系列加快经济增长的措施来缩小群体收入差距是合适的选择。若经济过度繁荣，资源更易被资本剥夺，高收入群体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益处，如果分配制度不完善，群体收入差距水平可能进一步提高。此时，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等政策完善分配制度是缩小群体收入差距的合理选择。若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社会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经济增长会更加公平地惠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因此，如果经济能够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可能会减小。
2.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表3列出了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第二步回归结果。gap20.1至gap20.9表示0.1—0.9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gdp0.1至gdp0.9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回归系数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对0.1—0.9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3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回归结果
同样以0.5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为例，分析经济增长对不同分位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3中gdp0.5回归结果显示，0.5分位的经济增长对0.1—0.5分位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0.5分位的经济增长不会显著影响0.1—0.5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0.6—0.9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0.5分位的经济增长会显著扩大0.6分位及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都会显著扩大处于较高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较低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正向影响。换言之，当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经济增长更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当城乡收入差距较小时，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无明显作用。因此，在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成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为简洁明了地分析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将表3中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回归系数绘制成如图9所示的趋势图。图9中横轴表示0.1—0.9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纵轴表示回归系数值，九条趋势线表示9个分位的经济增长对不同分位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gdp0.1和gdp0.9对应的趋势线高于其他分位的趋势线，说明经济增长处于0.1分位和0.9分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说明当经济增速处于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时，城乡收入差距更易被拉大；
当经济增速处于中等水平时，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扩大效应可能会减小。换言之，若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拉大作用较强；
若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小。因此，如果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潜在增长水平，可能会减弱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
图9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回归系数趋势图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其对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相似。第一，经济增长对较高分位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扩大作用较为显著。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有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风险。第二，相比萧条或过度繁荣的经济，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当经济萧条时，社会经济长期出现衰退，农村居民的收入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进一步拉大；
当经济过度繁荣时，更多的资源可能会流向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当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城乡居民能够相对公平地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因此，如果经济能够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可能会减小。
3.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表4列出了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第二步回归结果。gap30.1至gap30.9表示0.1—0.9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gdp0.1至gdp0.9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回归系数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对0.1—0.9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4 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回归结果
以0.1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为例，分析经济增长对不同分位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表4回归结果显示，0.1分位的经济增长对0.1—0.5分位行业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0.1分位的经济增长不会影响0.1—0.5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
而0.7—0.9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0.1分位的经济增长会显著扩大0.6分位以上的行业收入差距。整体上，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都会显著扩大处于较高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而对较低分位的行业收入差距无显著正向影响。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可能会成为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对比不同分位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现经济增长处于0.1分位和0.9分位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说明当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时，经济增长对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强；
若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对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若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增长对行业收入差距的正向拉大作用可能会减小。综合上述分析，经济增长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前文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本一致。
4.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差距。表5列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第二步回归结果。gap40.1至gap40.9表示0.1—0.9分位的区域收入差距，gdp0.1至gdp0.9表示预测出的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回归系数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分别对区域收入差距进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
表5 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差距的“QQ分位数”回归结果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经济增长处于何等水平，经济增长对0.1—0.5分位的区域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对0.6—0.9分位的区域收入差距基本无显著影响。即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不会无止境地扩大，当区域收入差距达到较高的程度时，经济增长不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以0.5分位的收入差距为例，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观察系数值大小，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系数值基本呈递减趋势。说明随着经济增速提高，经济增长拉大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
总结经济增长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主要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当区域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时，经济增长会拉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当区域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无显著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扩大区域收入差距，当区域收入差距已达到较高水平时，经济增长可能不再显著拉大区域收入差距。区域自身的地理优势、自然资源可能是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区域收入差距正向扩大效应可能会逐渐减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推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振兴”等区域扶持政策，使相对落后的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发展紧追东部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间的差距。因此，经济增长能够相对公平地促进各区域的发展，使其对区域收入差距正向扩大效应出现递减趋势。
（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同样运用“QQ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通过分析不同分位的经济增长对不同水平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经济增长能否有效减少贫困，进而探讨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共同富裕。表6给出了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收入的“QQ分位数”第二步回归结果。rural0.1至rural0.9表示0.1—0.9分位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gdp0.1至gdp0.9表示预测出的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回归系数表示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分别与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
表6 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收入的“QQ分位数”回归结果
以0.1分位的经济增长水平为例，分析经济增长对不同水平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0.1分位的经济增长对0.1、0.3、0.4及0.5分位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其中，rural0.1对应的系数为1.946、rural0.3对应的系数为1.125、rural0.4对应的系数为1.531、rural0.5对应的系数为1.704。而经济增长对其他分位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基本说明，0.1分位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对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农村居民收入无显著作用。即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惠及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整体上，0.1—0.9分位的经济增长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农村居民收入无显著影响。
总结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相比农村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经济增长更侧重于增加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减少农村贫困，缩小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即经济增长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收入增长率较大，农村贫困群体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份额逐渐增加，经济增长的益贫效应逐渐上升，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增长为贫困人口直接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增长机会；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使政府更有能力推进减贫工作，从而帮助更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汪三贵，2018）。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经济增长依旧是减贫的重要动力。因此，我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农村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为探究经济增长分别与收入差距和农村减贫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分位数-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不同水平的收入差距和农村贫困，并探讨了经济增长处于何种状态时，能够更好地发挥经济增长的益贫效应，促进共同富裕。
一方面，本文分别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及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目前，我国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行业收入差距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拉大群体、城乡和行业收入差距，而经济增长对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可能出现递减趋势；
第二，若经济处于潜在增长水平，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经济增长更加公平地惠及社会方方面面，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探讨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共同富裕。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减少农村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因此，经济增长能够通过减少贫困推进共同富裕。
总体来看，经济增长虽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倾向，但收入差距并没有完全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两方面仍有重大贡献，进而能够推进共同富裕。若将经济控制在潜在增长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处于潜在水平的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惠及贫困人口，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人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协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结合本文，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弱益贫式增长特征，即经济增长虽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其减贫效应超过了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贫困增加，经济增长依旧能够减少贫困，促进共同富裕。在此模式下，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是决定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关键。因此，需要理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朝着益贫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转变。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将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短期内为抑制经济快速下滑，稳定经济增长，有必要采用一定力度的逆周期政策，防止经济过度波动。长期角度，应将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相结合，统筹兼顾短期经济波动与中长期经济增长，避免短期政策矫枉过正，引起矛盾后置，引发经济过度繁荣和产能过剩等问题。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潜在增长水平，既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最大限度降低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猜你喜欢分位位数共同富裕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9期)2022-10-251980～2019年夏季青藏高原中东部极端日降水分布特征高原山地气象研究(2022年2期)2022-07-08最清晰的加仓信号：估值股市动态分析(2022年9期)2022-05-06Palabras claves de Chin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1年12期)2022-01-0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代陕西(2021年16期)2021-11-02金湖：美丽生金，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华人时刊(2021年21期)2021-03-09五次完全幂的少位数三进制展开数学年刊A辑(中文版)(2021年4期)2021-02-12连续自然数及其乘积的位数分析喀什大学学报(2020年6期)2021-01-28贵州近50 a来夏季不同等级强降水事件特征研究中低纬山地气象(2018年2期)2018-05-25基于“业绩与薪酬双对标”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研究西部论丛(2017年10期)2017-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