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地生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1］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各种救亡图存思想相互激荡的年代，李大钊胸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志，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思想，并结合世界和国内的形势变化深入思考，以全球视角探寻救国救民之路，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到一条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穿过厚重的历史长廊，结合时代背景，回溯李大钊同志在艰难曲折求索过程中不断嬗变的心路历程，再现革命先驱如何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探寻共产党人“初心”铸就和坚守的内在规律，弘扬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斗争精神，这对于告慰先贤、启发今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一户农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洋文明闯进来、古老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的历史时期。幼年的李大钊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他先后求学于单子鳌、赵辉斗与黄宝林三位老师，在他们的教育引导下，李大钊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识基础，树立起人生理想。李大钊四五岁开始跟爷爷读书写字，学习基础较好，进入私塾后他常常帮助其他同学背书、破说，不久就得到了单子鳌老师的喜爱。在单子鳌的教导下，李大钊熟读国学启蒙读物，对“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均有涉猎。后来，单子鳌又将李大钊推荐给赵辉斗，希望李大钊能够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李大钊按照老师的期望走上考场，不负众望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却在院试时以“污卷”等原因落榜，未能一举考中生员。此时的李大钊，是按照祖父和老师为其规划的路径，致力于仕途的功成名就，虽然入仕受挫，但期间习得的入世、济世、安民思想已在李大钊的心中扎了根。黄宝林是李大钊少年时期的另一位重要老师，他知识渊博、思想进步，在传授学业之外常提及京城沦陷、义和团运动等诸多民族劫难和社会重大事件，对李大钊爱国爱民、寻求民族解放道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还时常讲起洪秀全“造反”的故事，李大钊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被太平天国的壮举所折服，立志长大后效法洪秀全。可以说，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培育了李大钊朴素的爱国爱民情感和英雄主义情怀。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宝林常把载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文章的进步书刊赠送给李大钊，启发这位少年从书斋学习走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助其立下“为万世开太平”之志。
如果说李大钊爱国爱民情怀始于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那么他的忧患意识则源于对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瓜分中国，中国人民遭受着内外反动势力的蹂躏。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现状，李大钊对国家的处境深感痛心、对民族的未来深感忧虑。在《隐忧篇》中，他不无感慨，“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2］3在其早年所著的《大哀篇——哀吾民之所失也》中，李大钊更是发出愿意为民族的大义和民众的幸福牺牲自我的决心：“嗟乎！斯民何辜！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2］7
李大钊这种忧国忧民情怀的产生是民族、国家存亡之秋的社会心理折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他早期心理上的反映。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李大钊正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进而产生强烈的爱国精神、为民谋幸福的崇高愿望和浓厚的侠义气质。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较为客观，秉持“扬弃”态度和方法，希望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激进的、反封建的斗争服务。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外来压力已越来越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农业社会“静的文 明”［3］137在与西方工业社会“动的文明”［3］137碰撞中呈现出的弱势，迫使这位爱国青年开始转向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期，李大钊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当时西方一些先进文化的滋养，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认识，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培养出他卓越的政治活动才能。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曾师从浮田和民教授学习国家学原理、美浓部达吉教授学习帝国宪法，所学习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治精神为他日后观察中国国情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留日期间，李大钊结识了章士钊，两人尝试通过“政治学原理”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存在的问题，试图把课堂所学运用到解释中国现实之中。后来李大钊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性文章。如李大钊在《国情》一文中记述到，“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扦格之处恒多”［2］204，表达对袁世凯重金聘请美国人古德诺（Goodnow）挟洋人以自重和鼓吹帝制的不满。学习之余，李大钊还与友人组织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神州学会等多个留学生社团，并在其中承担重要工作。李大钊正是通过筹办此类社团活动，积累经验、积蓄力量，跟踪中国政治信息，为其客观分析中国内外形势、解决现实问题、探寻未来出路，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和认识基础。
在日留学前后的李大钊，面对民主、自由观念较为淡薄的国人，极力倡导西方宪政，其目标是建立以代议制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代议制政治以自由为根基，因而其施行“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俾群己之权界，确有绝明之域限，不容或紊，测性瀹知，习为常轨，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2］272。这里的“坚固不拔之基”即“自由”，而其基本核心是“意愿自由”。李大钊认为，为政之道在于重视百姓的意愿亦即“生民之秉彝”，而代议制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根据民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他基于“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的认识，强调国民的自由及其价值，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认为“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2］286，指出在立宪政治的国度里，能够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希望中国以自由的精神建立新型的伦理关系，以自由为根基建立新型民主政治新体制，“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
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2］287。李大钊这种倡导发展个性、主张国民自由、建立真正的立宪政治，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也表现出这一时期青年李大钊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向往。
此时，李大钊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西方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更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中国传统要经过改造才能帮助国家实现现代化。李大钊把东方文明一度看作是消极的、保守的、怀旧的、落后的、感性的、文弱的、艺术的和精神的，而把当时的西方文明视为积极的、突进的、进步的、理性的、自强的、科学的和物质的，正是这种“动的文明”才创造了“足蹈车、火车、电车、摩托车”［3］309。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李大钊犀利地指出西方“动的文明”开始侵入东方，在其强大的攻势下，东方文明渐呈颓势。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李大钊提出要学习欧洲国家的政治架构和自由精神，先在中国创造一种动的生活，再使“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3］138，最后建立起君主立宪、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国家。
可见，李大钊投身救国救民事业，此时也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参照系，期盼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残酷的现实接踵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让世人重新思考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巴黎和会彻底撕开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其虚伪和强权的真实面孔，从而击碎了中国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模仿资产阶级代议制以帮助中国变革图强的梦想。然而同一时期，俄国吹响了工人革命的号角，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正义的曙光在东方大地悄然升起，李大钊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是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抱有极大的兴趣，但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分子不断暴露出对中国社会的敌视和对中国人民的盘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李大钊等中国知识分子就已对西方列强不信任，认为外国人诸多是“褊塞阴狠者”［2］204，中国的问题不可“与客卿谋”［2］204。大战爆发后，更让李大钊等知识分子看清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3］358这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在中国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3］316《凡尔赛和约》的有关内容在中国传开后，李大钊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表达了极度吃惊和失望。他愤慨地指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3］45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之后，李大钊从推崇西学救国的幻想中彻底清醒，使他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不仅要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窠臼，也不能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指导思想与价值体系。
恰在此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并承诺废除沙皇俄国在华一切特权。自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分析使中国的进步青年无不为之倾倒，俄国一时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正义与自由的象征。李大钊也深信俄国十月革命才是讲人道的真民主，并把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法国革命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导致战争的源头，而俄国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乃是和平之光。俄国精神融合了东方和西方文明，从而创造出世界新文明［4］。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苦苦思索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索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3］492。1918年12月，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367在李大钊心中，“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3］368，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在革命的光芒中，李大钊重新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
经过五四运动，李大钊发现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3］459是无法将掌权者从其所在的位置上赶走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最大的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人剥削人的世界形成，是由少数人的贪欲所导致的，这是一个竞争而非互助的世界，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对于这种不公正，除了革命以外，用其他的手段是不能消除的，而革命不只是简单的暴力行动，还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紧接着，李大钊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伟大设想。可见，此时的李大钊非常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此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种代表“正义”的理论来指导。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而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当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文章中，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严肃、最系统的论述。初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并不是彻底地接受或顶礼膜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行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总体接受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关论述则持相对保留态度。李大钊曾经一度坚持政治力量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主张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像完成物质改造那样完成精神改造。他的这一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急切盼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早日建成，源于对社会主义强烈的情感共鸣。
李大钊对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抱有极高的期待和热忱，作为中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文章。他不仅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且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原本在欧洲产生的、适用于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好地应用于中国社会，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19年之后，李大钊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和改造上来，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问题与政治》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讨论世界和中国的时事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现实问题，筹划中国未来走向与发展。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方式进一步促使李大钊转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救亡图存的主义、思想和方案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荡，仅社会主义就有多种派别与主张。面对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李大钊予以有力回击。1919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倡“从问题出发进行改良”，而其所提倡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体系的挑战。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首先从“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入手，批判了胡适割裂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之间关系的观点，“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5］49。紧接着分析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5］50。也就是说，宣传的“主义”只有与实际进行的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彰显“主义”的作用，才能使改造社会的运动产生效果。最后，李大钊把“主义”与“空谈”作了区别，指出“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5］51-52。进而李大钊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5］51。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变革的理论，其本身具有“工具”的性质，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亦即如何根据各个社会的实际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不发达的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目的是“驱逐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5］51。李大钊在阐明“主义”对改造中国绝对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胡适的观点也并非完全否定，并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5］51，表示“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5］51。李大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对胡适实用主义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观点切中要害，见解令人折服，从而有力地反击了胡适提出的“一点一滴”改革主张，也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学界普遍认为，李大钊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批判准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而系统的学习研究，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这一声势浩大的“论战”也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极大地吸引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诸多青年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改造旧世界的理论武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为中国革命最后走向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中国的思想界并未达成共识，而是出现了分化。社会道德的堕落、政局的不稳、经济的恶化、外国的侵犯使民族和国家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中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但中国确实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进行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具备条件？革命成功后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这是李大钊深入思考也是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的时代之问。
首先，李大钊驳斥了以实业救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当时，一些人以“实业救国”为名，鼓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困，救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增加国力，而增加国力就是开发实业。他在《改造》第3卷上发表的《现在与将来》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十分落后，劳动阶级尚未形成自觉意识，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实性的道路是资本主义。梁启超等附和张东荪的观点：与其仓促实行社会主义，导致社会动荡的游民运动，不如选择利在目前害在将来的资本主义［6］。这种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市场，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李大钊认为这种思路不但会导致中国与世界的脱节与滞后，也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李大钊并不反对在中国发展实业，但是绝不能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实业，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发展实业的最佳方案，“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5］353-354。他认为，在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想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李大钊坚持中国的实业要顺应世界发展之势，要先在政治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此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并用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实业。“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5］360随之，李大钊明确指出在当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5］359。
其次，李大钊论证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在《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中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作了分析，认为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得不充分，中国革命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更为容易。“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5］359-360这种认识与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亦存在共通之处。李大钊希望中国确立更优越的发展道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从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弯道超越”。因而，他深信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追上并赶超西方国家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路径。李大钊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指出当时中国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不充分，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发达的阶段，这时再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则是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正所谓“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5］359同时，他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不仅对国内无产阶级进行赤裸地剥削，也对国际劳工阶级进行残酷地压榨，中国的劳工阶级“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7］58。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在反抗着资本主义，而中国更加具备开展无产级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条件。正是基于全球视野下对近代中国发展客观条件的正确判断，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认定了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最后，李大钊投身革命践行初心与信仰。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40李大钊并没有仅停留在思想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积极领导参与中国革命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狱中面对酷刑，他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李大钊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对信仰的笃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1］。
纵观李大钊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革命先驱“初心”的铸就和坚守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其一，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不管人生处于哪个阶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宏愿矢志不移。他在艰难的求索之路上，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那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担当一直未曾改变，锲而不舍、竭力奋进，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其二，一个人追求真理，一个民族、国家找寻发展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学习借鉴、深化认识和探求规律的漫长过程。李大钊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不断学习中汲取营养，并在对比甄别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现实世界，审视时代发展，明辨历史方向，最终找到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三，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的追求应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否则，所谓的理想和抱负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李大钊一生深切感受百姓疾苦，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四，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或象牙塔里的理论，而是一种变革中国社会的工具。他作为一个革命勇士，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且积极领导工人农民运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乃至中国共产党，并通过艰苦的革命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近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李大钊与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和革命范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章，建立了不朽的革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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