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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毕振姬廉政思想研究
引言
廉政文化是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古往今来许多勤俭律己的文人或官员都留下了许多关于廉政的诗词歌赋和座右铭。清初名士毕振姬明崇祯十五年考中山西举人，清顺治三年又考中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湖广布政使。他是廉吏，他是能臣，他是乡贤，他终生嗜学，勤于著述。他德孝勤俭，耕读传家。毕振姬为官十四年，所到之处都能做到兴利除弊，与民相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迹在新的时代更能体现出新的活力，对宣传反腐倡廉精神，倡导廉洁做人、廉洁从政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巩固和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辐射力和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毕振姬廉政思想的渊源
（一）
早期贫苦的成长经历 毕振姬出生于高平成西北古长平驿旁的得义村（今名德义村），且世代居得义村，皆以务农为生，家境较为贫寒，这也为他日后简朴生活打下了基础。
毕一栋、田氏，为毕振姬父母。《泽州府志》载：“毕一栋，家贫，事亲克孝，不惮劳。父故老农，然嗜人读书。一栋令子振姬日夜苦读，说：‘如果能让父亲开心，我劳累也是值得的。’事继母如所生，收葬地之无后者。振姬后以积学闻。”在其父亲的影响下，毕振姬热爱读书且孝顺父母，不断磨炼自己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也一步步的暗下决心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小时候，毕振姬虽然家境贫寒，但毕振姬勤奋好学，发奋读书，在书中努力探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八岁时，到古庙的义塾读书，和衣而卧，晨夕讽诵的学习成为毕振姬的日常。在父亲去世以后，他曾经独自一人流落在河南怀庆和山西蒲坂之地，曾认李政和王汉为师傅，向他们学习。此时的毕振姬继续努力学习。生活也像从前的一样贫苦，他的一个同窗看他一年四季都在吃粥，便想着送他一些好吃的。他竟然任由好友送的美食佳肴去发霉也没有尝一口，他还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喝粥的生活，
一旦享受美餐，日后就有可能吃不了苦了。”这种生活上的清贫是他日后毕振姬为官廉政的基础。
长期的乡村生活使毕振姬更致力于实际，注重提升工作能力，这种品质为他后来做官敢于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提供了条件。毕振姬具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对底层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并深表同情，封建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不安，毕振姬目睹了明末政府的腐败与崩溃和清朝初期政府的残暴，亲历了官史对老百姓的盘剥与压迫，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灾难与痛苦，加深了对社会黑暗面的认识，为做一个爱民的清官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清正廉洁的为官之路 毕振姬年少时期的发愤图强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明崇祯十五年通过发奋读书获得了举人的荣誉，四年后接着考中了进士，此后开始步入仕途。期间，毕振姬先后担任教授、员外郎、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毕振姬做官，唯有“清德”二字，一生清贫。在担任平阳府教授期间，毕振姬甘愿住在一栋破旧楼房中，与鸟儿居住在一起。之后担任其他职务，依然会在每日朝会结束后，回到自己简陋的家中。“坐卧黄埃、黑灶、瓦市、布被间，前后左右书册相属” 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有官僧”。
顺治十年（1653 年），皇帝向朝廷内外寻求清官廉吏，在知道毕振姬的情况后，亲自提携他为山东济南参议道。当时山东的百姓因为旱灾，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部分人占领山头准备铤而走险，做盗贼。毕振姬听此情况，在一天一夜之内，快马加鞭奔驰三百多里，向当地的百姓宣布圣上的旨意，将数十万军需物资供给灾民，灾民都得到了安抚，不仅挽救了七千多人的性命，还使流民重回田园，至此济南城得以安定。在毕振姬上任之前，泰山香的税收，每年除了缴纳朝廷的香税之外，按照以往的做法，官吏都会将剩余的七千多两装入自己的腰包；毕振姬上任后则分文不取，把这钱全部用作解决军需民困的开支。毕振姬之后辗转于全国各地任职，官位逐渐得到升迁，即使最后他做了从二品官员，任职湖广布政使，但他依旧坚守着自己朴素的官气，仍然是家徒四壁，两袖清风。后因身患疾病致仕。
康熙十七年（1678 年），皇帝明发谕旨要选拔天下德才兼备之人，鼓励官员
积极举荐，于是都察院左都正副御史都大力向皇上推荐了毕振姬。第二年，康熙皇帝由于追崇清廉的官员，再次征求朝廷各大臣的意见，魏裔介再次像皇帝提到毕振姬：“毕振姬品格高尚，情操绝世，才华横溢。归乡近 20 年间，他坚持自己种田，读书也不曾停止。”刘楗也说：
“毕振姬为官清廉。离任回家时两袖清风，不曾带走任何物品，身上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是一位真正的廉吏。” 康熙二十年（1681 年），毕振姬身染疾病，最终离世。魏象枢得知这一噩耗，为其写下：“万卷遗书皆手泽，千秋佳话一清官”；士人私谥“坚毅”，后人尊称“毕阁老”，祀于古泽州文庙乡贤祠和高平县文庙乡贤祠；去世后的第二年，家乡人民为纪念他，立下碑文，名为“得义毕老爷永思碑” 。
第二章
毕振姬廉政思想的内容
（一）
慈政爱民，为民而官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管是早期的奴隶社会，还是发展到鼎盛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不乏贤臣忠臣，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统治阶级服务，为皇帝经营着家国大业。
毕振姬认为，作为统治者或者官员，应该做到慈以爱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代直到明末清初，在这个社会上。廉洁敬业、以民为本都是自古以来君主及大臣政绩考察的必要因素，也是廉洁奉公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历代国家兴盛存亡的一条规律。
对于毕振姬来说，一方面，他出身于底层、凭借个人努力而取得了一些功名，对普通百姓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日常目睹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和底层吏治混乱对他影响颇深；另一方面，毕振姬熟读史书，且深受与封建政权紧密结合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对历代清官忠臣的事迹都十分了解，并以他们为目标和榜样。因此，他不仅洁身自好、为民而官；而且对清官忠臣心怀崇敬，希望效仿他们来为民造福、为国分忧，有着一种历代士人共同的“清官情结”。而民本思想就是“清官情结”赖以生存的土壤。远在春秋时期，孔子曾说过：“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此话的意思是：“若境内财富人人相同，那便可和平”，实际上也是对百姓的关心。而孟子也曾说过：“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还提出了“民
贵君轻”等思想，受到人民的高度赞扬。
毕振姬由于出身平民，他在做官的时候能够做到体察民情，为人民大众考虑。在顺治十四年（1657 年），当时广东省内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毕振姬受命担任广东兵备驿传水利道。匠夫、船役、兵粮、炮马等战争用品清军稀缺，但提供此类物资的广东当地政府官员却疲于应付，总是想着怎样从中获得利益，发国难财，趁机加派加收，导致沿途中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却又报官无门。深知这一矛盾的毕振姬打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发上书朝廷并讲清楚事件的严重性，毕振姬在十个月内，采取积极措施，共减少不必要的船只百余支，减少了数万多余的费用，经过这一举动，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使广东的吏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毕振姬辞掉官职回归田园后，在家乡生活的 20 年内，他依然亲力亲为，为百姓着想，助人为乐。他自费在家乡创办义仓、义田等，尽自己的能力帮助百姓，经常捐粮赠物。在灾年时，更是多次救济灾民。他反对甚至指责国家常年战争不断，他曾说民生疾苦根源在于“兵久连而不解”，而国家为了征集粮草或者经费就剥削劳动人民，于是人民赋税加重，所以他曾写：“苦哉斯民”，“民久矣”，“民力竭矣”等等句子希望得到政府的认可。因为在他心里一个国家是否未来可期或者官员是否尽职尽责，需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为民”和“益民”。由他斥责和揭露国家的赋税过高和厌恶贪官两方面来看，就可知道他内心是真正的爱民、利民，他的种种思想与做法，深得当地百姓尊重。当地百姓甚至做了纪念碑来表达人们对他的思念。
毕振姬的出身、经历、教育背景以及责任感让他把历朝历代贤臣清官的政绩作为他自己从政的楷模，把他们的思想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他自己也在努力向心中的理想一步步摸索着。事实证明，毕振姬的作为得到了历史和老百姓的认可，继续延续着中国封建文人的政治理想。
（二）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尚贤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尚贤思想就已经开始逐步兴起。其中在儒家、墨家、法家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中， 德不再是抽象的，看一个人是否有德，只需观察在这个人身上是否具备存心仁厚，谦卑，言出必行，孝敬父母等因素。
随着时间的演变，考察人才的德行已经和选官任人标准联系在一起了。早在我国的汉朝时代，是否有德就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了，比如汉代所说的“举孝廉”，这里的孝和廉就是考察人才是否有德的基本。之后各个朝代都把一个人是否有德行放在选官制度的第一位。
毕振姬认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在此基础上，他自己也非常乐于与品行贤德的人交往。他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他一直以来把人才当作是一个国家长期繁荣和稳定的根本。对于社稷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对于人才的不重视和缺失。在他看来，作为官员的首要义务就是要做到廉政，为皇帝举荐人才也应推举贤德之人，交朋友也是如此。毕振姬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拜访当地名士，与品行优良的廉官贤人做朋友。他一生能够保持清正廉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的仕途中，能够一个人努力学习，从不为自己的私利去拉帮结派、不与品行不好的俗人交朋友。在清朝初年许多著名人物，如傅山、陈廷敬等人，都是毕振姬好友，且往来密切，互相被对方高尚的情操和贤德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同时期那些圆滑刁钻、贪恋、无耻之人对他们都避而远之。
毕振姬十分重视有才能的人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如果不相信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危险。因此，他说一定要重视并使用有才能的人，让有德才兼备的人处于权力地位，让有能力的人就任与之相符的职务。选官就要选拔有贤能的人才，并且不能仅看表面就立马封官，需要经过时间和程序的考察和检验，经过层次筛选，通过选拔的人才可以得到官职，这样的人才才可能真的为民服务。也正是这样的层层选拔，才可以将那些滥竽充数的人提出官场，这便是选拔标准中的廉政，以德才服人，以能力取胜。
为了改变日下的社会风气，他指出要“勤政”、“廉洁为公”。在人才选拔方面，毕振姬推崇的是重视人的作用，降低法的地位，他赞成人定法，法因人。正如孔子所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政治清廉之人去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人民才会从内心赞成和支持。推举坏人去管理正直的人，人民就不会听从。可以看出政治的优劣取决于是否任用贤能，毕振姬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廉洁的官员都应有优良的德行。应该寻找出社会中品行端正的人，并在其中培养出几个廉洁的官员，认为具有良好的品行是成为连接官员的必要条件。
（ 三 ）
正身律己，廉洁自律的“修己”思想 推行和宣传廉政，最根本的就是君主或官员要以身作则，毕振姬曾说，要想使国家兴亡清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廉洁奉公、爱民敬民、恪尽职守的官员来辅助君主，官员需要时刻以身作则，克制恶念和贪婪，坚持先公后私。为了达到上述的要求，毕振姬提出了一下的几点标准：
他首先提倡“正身律己”，在位者要想使下层人民听从自己，就必须以身作则，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这样才可以达到上行下效的影响。如果君主自己就管不住自己，为所欲为、贪图享乐、品行不端正，那么下层官员或者百姓自然就有样学样，风气就会变得黑暗和歪斜，出现一批贪官污吏、尸位素餐之人。这就是所谓的“上行下效”或者“上行而下化”。正所谓源清则河清，源浊则湖混，所以要想使一个国家风气高尚，政治清明，为君者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平民才会养成清廉正直的品格。
他提倡在自己做到修身、廉洁、自律的基础上，尽自己的所能去影响他人。毕振姬为官不贪图名声和金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只有“清德”二字。并且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臣忧农夫之忧，而乐尧舜之乐”。意思是，农夫忧心的事情，我也为之忧心。以尧舜的快乐为快乐。他总是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不管他担任的是朝廷官员还是在偏僻的地方任职，不论何时去何地，他只带有一个仆人和一匹马，他所吃的饭菜饭也只是粗食清汤，身上也很少有能够更换的衣服，娶了一个平常朴素的女子为妻。这正因为他一直以来的自律廉洁、克己奉公、为民着想，才使得他成为名传千史的好官，甚至当时皇帝的师傅陈廷敬都来虔诚拜访他。虽然此时的毕振姬已经独掌一个省的税收等财政收入和民情工作，却依然只用了糙米饭和清水予以招待他。
他官位升迁后，依然不忘初心，不忘约束规范自己，继续做他的“有官僧”。顺治十一年（1654 年），毕振姬到济南、两广等地方做官，获得赞扬与奖赏无数，并时常得到提拔，他担任的职位在其他人的眼中都是贪图已久的肥差，但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原来务实与安于清贫的性格。在文章《山西献征》曾记载他的廉洁：“往来城市，蹇驴野服……”。他独自行走在城市之间，骑着坡角驴穿着布衣，和平民百姓并无差别。与他同期为官的人与他见面时总是感到羞愧。
（ 四 ）
戒贪反腐的崇廉思想 毕振姬以历史为镜，不仅坚持勤俭廉洁的思想，而且把拒绝贪腐作为修身治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毕振姬坚持不积私财。在毕振姬还是一介布衣时就曾下定决心，以后做官绝不贪财。毕振姬认为，做官发财是可耻的，将自己做官得到得去钱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是羞愧的事，并曾为此立下誓言。另一方面，毕振姬坚持以身作则。毕振姬做官时，一向务实正直，一丝官宦气息也不曾感染。他的官位并不小，还被尊称为“毕阁老”，但他为官时获得的财富却很少，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相比，确有可贵之处。
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