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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Revisiting Chinese Classics" Influence on Europe during 16th-18thCentury 作
者：
张西平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 100089
原发信息：
《现代哲学》(广州)2014 年第 201411 期 第 57-66 页
内容提要：
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实相遇是 16-18 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由此，开启了 18 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国文化成为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但当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解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关系时，要么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否认中国文化对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说成一个自我成圣的过程；要么将启蒙思想与中国跟传统思想对立起来，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联系，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代意义。因此，本文将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说清 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Revisiting Chinese Classics" Influence on Europe during 16th-18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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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启蒙运动/中国热/中国文化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
复印期号：
2015 年 02 期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6-0057-10
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
在 19 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确立的。西方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这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类文化的统一表述。西方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希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西方的道路应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的理念。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之分”、“现代与传统之别”的二元对峙的模式。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着传统。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就一定要学习西方。“化古今为中西”，只有向西方学习，走西方之路，东方或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才能复兴。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念，也有不少经验和理念的确值得东方去学习，但中西对峙、现代与传统二分的模式显然有着它的弊端。仅就历史而言，这样
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与精神发展史说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与贡献完全省略掉了。特别是西方在启蒙时期的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完全看不到了，当然同时，自大航海以后西方在全球的殖民历史以及对其他文化的灭绝与罪恶也都通通不见了。从全球化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问题的。
弗兰克和吉登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少一段 5000 年的历史。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许是短暂的一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主张人类中心论。”①世界的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西方的强大只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这种强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断地向东方学习。在希腊时期“对俄耳蒲斯(Orpheus)、狄俄尼索斯(Dionysus)、密特拉斯(Mithras)的崇拜充斥着整个希腊——罗马世界，这说明在耶稣之后的若干世纪里基督教学说和信仰很有可能与印度宗教共享了一种遗产。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关于孰先孰后的疑虑很难决断，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即任何试图将西方剥离出东方传统的行为都是一种人为的划分。”②文艺复兴前几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艺复兴启始阶段就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中翻译回他们已失的经典。在佛罗伦萨的顶楼上发现了希腊文献的手稿以后，文艺复兴的重点才回到意大利本土。③“就连像弗雷德里克·特加特这样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早在数代人之前业已批判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主张撰著单一的‘欧亚地区’史。特加特
1918 年指出：‘欧、亚两大地区是密不可分的。麦金德曾指出过：若视欧洲史附属于亚洲史，即可非常深刻地认识欧洲史’……史学家们的老祖宗(希罗多德)认为，欧洲史各时期均留有跨越将东西方隔开的假想线而交替运动的印记。”④有了这样一个长时段、大历史的全球化史观，有了对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神秘化破除，我再来讨论 16-18 世纪启蒙时期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⑤
二、关于 18 世纪欧洲中国热
关于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相遇，要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讲起，“任何试图弄清楚欧洲和亚洲思想会面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这一语境下展开”⑥。
从社会侧面来看，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就表现在 18世纪的中国热。“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花卉和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⑦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使命的风尚。Chinoiserie，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⑧。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研究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介绍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而且他和来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接触和联系，他见过闵明我(Grimaldi)，与白晋(Bouvet)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出版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近事》，在礼仪之争中明确站在耶稣会一边，写了《论尊孔民俗》重要文献，晚年还写下了其哲学生涯中关于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中国自然神学论》。
从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在两个关键点上是和莱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尽管他并没有很好看到宋明理学中“理”这一观念的伦理和本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看到理的本体性和自己的“单子论”的相似一面；其二，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萨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从此斯宾诺萨只能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靠磨眼镜片为生。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督教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是当时唯一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⑨。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有其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他看到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是很明确的。⑩
如果说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那么伏尔泰则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孔子学说的合理性。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中国纪年，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的轰动，中国的这些纪年彻底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纪年。(11)“《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他说东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东方呢？‘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12)如果中国的历史纪年是真实的，基督教的纪年就是假的，梵蒂冈就是在骗人，欧洲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们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而伏尔泰这位18 世纪启蒙的领袖是穿着孔子的外套出场的，他的书房叫“孔庙”，他的笔名是“孔庙大主持”。(13)
魁奈也是推动 18 世纪法国中国热的重要人物。在魁奈的影响下，通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帝王的“藉田大礼”，终于1768 年 6 月 15 日，在凡尔赛王宫举行了典礼，皇太子“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炫示”，这被后人称为对“‘重农主义’的流行性疯狂的一个贡献”。(14)魁奈对孔子充满了崇敬的心情，他说：“中国人把孔子看做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这位著名哲学家坚
贞不渝，忍受着各种非难和压制，而这些非难和压制有时在哲人们的著述似乎旨在重新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秩序时，也会遭遇到。”(15)他从孔子学说中找到自己经济学说的思想基础——自然法则，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主要受益于中国古代思想。魁奈说：“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编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且靠武装力量未迫使人们服从于社会管辖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口稠密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广袤帝国，证明造成暂时的统治经常变化的原因，没有别的根据或规则，只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反复无常，中华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由此可见，它的统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16)这个内在固有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而这正是他的学说核心思想。
魁奈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的渊源和联系，是得到学者反复研究得以证明的问题。利奇温认为，魁奈的学说“特别得力于中国的传统文化”(17)。中国学者谈敏认为：“重农学派创立自然秩序思想，其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得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这一思想中那些在西方学者看来不同于欧洲主流思想的独特部分，几乎都能在中国古代学说中找到其范本。”(18)
在启蒙运动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从孟德斯鸠到卢梭，启蒙思想也在不断的演进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最终在 1793 年孔多塞(Condorcet，Marie-Jean-Antoine-Nicolas-Caritat，Marquis de，1743-1794)的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表达了出来。此时以进步为核心的启蒙观念确定了下来，此时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停滞的国家”。如他所说：“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19)
这样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孔多塞，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对中国从赞扬变为批判。其实中国仍是中国，这种中国观的变化是欧洲自身思想变化的结果。“中国形象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欧洲人看待中国时的坐标已经斗转星移，从尊敬古代变为肯定当今，从崇尚权威变为拥戴理性，从谨慎地借古讽今变为大胆地高扬时代精神。因此中国曾经被作为圣经知识体系的从属物而被尊敬，被作为古老文目典范而被尊敬，但瞬间又为同样的原因被轻视。借耶稣会士之手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在 17-18 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堆积起的中国形象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这个形象的价值随着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而改变了。”(20)
应该如何看待启蒙时代的这种变化的中国观呢？中国思想在启蒙时代的影响应该如何评断呢？
三、中国思想在启蒙运动中的价值
在如何看待中国思想在启蒙运动中的影响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中国思想是否传播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是否读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儒家的作品，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两种立场和方法：“研究西方的中国观，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自身构成或创造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21)不可否认，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出发，可以揭示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一些特点，但将现代经验的知识的立场和后现代的批判知识立场对立起来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尽管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对立是天经地义的事。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接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阶段。知识是否流动？知识流动的具体内容如何？接受者如何接受和理解知识？他们的文化身份对所接受知识的影响如何？这些理解和他们所在的时代思想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启蒙思想家在关于中国讨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建立...